姥姥家住的院子是个大杂院,姥姥家住北屋,加上耳房一共5间,东厢房是3间,住的一家人姓苏,苏家有4个孩子,老大是儿子,在外地工作,我没有什么印象了。老二是姑娘,我叫二姨,好像记的一条腿有一点跛,留着长长的辫子,像是没有工作,主要任务就是在家里做饭。
老三据说在北京某郊县下乡,但他很少在乡下务农,总是在家里赖着不去,老四上中学,吊儿郎当的(姥姥语),也整天泡在家里。
姥姥多次强调让我管它他们俩叫“三舅”、“四舅”,可我就是改不过口来,依旧“小三儿、小四儿” 的叫着,他们俩似乎并不在意,见到我总要逗上几句。小三儿不知道从哪找来一把破吉他,随便拨了4个音符,问我:“知道弹得什么吗?四—川—的----娃!”他知道我的父母当时在四川(75年到陕西),我当时并不理解他这样的调侃中的同情或者作为首都人民的优越感。
倒是有一次小三儿的壮举让我十分钦佩,那一天他提了一网兜沙果,透红透红的,馋得我围在他屁股后面转。他倒并不吝啬,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面“哗哗”的一冲,让大家吃。然后骄傲的宣称是他赢来的,赌注就是在他下乡的村里现场吃一把生花椒。我吃一颗花椒都麻得要漱口,人家能吃一把生花椒,的确让我佩服得紧。
听舅舅说小三儿、小四儿是捕鱼的高手,我却没有见过他们是怎样捕的。只知道夏天的晚上,他们俩把三个轮胎打得饱饱的,绑在一起,然后就出去到西海上捕鱼。第二天一大早在院子里偷偷的卖鱼,除了用钱买,好像还可以拿粮票换。卖剩下一些小的,就养在院子里一个大水缸里。水缸里的鱼,似乎是他家里餐桌上主要的副食。
很清晰地记得,一次小四儿在院子里端着一碗米饭,上面架着一个烧好鱼头,可能只给他分了那个鱼头吧,鱼头并不大,也就比核桃大不了多少,小四儿每次只是用筷子夹上豌豆大一点鱼肉,然后狂扒几口米饭,就这样用望梅止渴的办法吃了两碗饭,末了,才仔仔细细的把鱼头吃的干干净净的,只剩下两颗眼珠子。
如果晚上天气不好,他们白天也会钓鱼,他们钓鱼用的家伙和我舅舅们的不一样,当然更别提我的笤帚棍了。他们用的是带有像我放风筝用的轮那样的粗鱼竿,前面的鱼沟上有三个齿儿,应该叫锚钩,每次都会比我舅舅们钓的大,而且多。
然而,小三儿、小四儿好像并不喜欢钓鱼,倒像是在完成任务。有一个秋天下雨的傍晚,他们的姐姐为他们准备好了雨衣和钓鱼的东西,催促他们说:
“三儿呀,快去吧,这会儿雨小了。”
小三儿不耐烦地说:“我不是跟你说了,我今儿有事儿,不去了!”
他姐姐又对小四儿说:“四儿啊,你一个人去吧,你没事。”
小四儿“哎呀~~~,我也不想去”
他姐姐继续鼓励小四儿,“快去吧,妈都说了,明天咱家吃羊肉饺子,多香啊,快去吧,听话。。。。。“
小四儿不情愿的拿着东西走了,那一夜,记得雨下的挺大。。。。。。
后来,苏家搬走了,很少有消息了。再后来听说苏家老三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被劳教,之后很多年没有音信。直到10年前,我向二舅问起苏家的舅舅们,二舅告诉我:“他们80年开始练地摊,早发了,不久前刚换了辆别克。。。。。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