姥姥家住的院子是个大杂院，姥姥家住北屋，加上耳房一共5间，东厢房是3间，住的一家人姓苏，苏家有4个孩子，老大是儿子，在外地工作，我没有什么印象了。老二是姑娘，我叫二姨，好像记的一条腿有一点跛，留着长长的辫子，像是没有工作，主要任务就是在家里做饭。

   老三据说在北京某郊县下乡，但他很少在乡下务农，总是在家里赖着不去，老四上中学，吊儿郎当的（姥姥语），也整天泡在家里。

   姥姥多次强调让我管它他们俩叫“三舅”、“四舅”，可我就是改不过口来，依旧“小三儿、小四儿” 的叫着，他们俩似乎并不在意，见到我总要逗上几句。小三儿不知道从哪找来一把破吉他，随便拨了4个音符，问我：“知道弹得什么吗？四—川—的----娃！”他知道我的父母当时在四川（75年到陕西），我当时并不理解他这样的调侃中的同情或者作为首都人民的优越感。

   倒是有一次小三儿的壮举让我十分钦佩，那一天他提了一网兜沙果，透红透红的，馋得我围在他屁股后面转。他倒并不吝啬，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面“哗哗”的一冲，让大家吃。然后骄傲的宣称是他赢来的，赌注就是在他下乡的村里现场吃一把生花椒。我吃一颗花椒都麻得要漱口，人家能吃一把生花椒，的确让我佩服得紧。

    听舅舅说小三儿、小四儿是捕鱼的高手，我却没有见过他们是怎样捕的。只知道夏天的晚上，他们俩把三个轮胎打得饱饱的，绑在一起，然后就出去到西海上捕鱼。第二天一大早在院子里偷偷的卖鱼，除了用钱买，好像还可以拿粮票换。卖剩下一些小的，就养在院子里一个大水缸里。水缸里的鱼，似乎是他家里餐桌上主要的副食。

   很清晰地记得，一次小四儿在院子里端着一碗米饭，上面架着一个烧好鱼头，可能只给他分了那个鱼头吧，鱼头并不大，也就比核桃大不了多少，小四儿每次只是用筷子夹上豌豆大一点鱼肉，然后狂扒几口米饭，就这样用望梅止渴的办法吃了两碗饭，末了，才仔仔细细的把鱼头吃的干干净净的，只剩下两颗眼珠子。

   如果晚上天气不好，他们白天也会钓鱼，他们钓鱼用的家伙和我舅舅们的不一样，当然更别提我的笤帚棍了。他们用的是带有像我放风筝用的轮那样的粗鱼竿，前面的鱼沟上有三个齿儿，应该叫锚钩，每次都会比我舅舅们钓的大，而且多。

   然而，小三儿、小四儿好像并不喜欢钓鱼，倒像是在完成任务。有一个秋天下雨的傍晚，他们的姐姐为他们准备好了雨衣和钓鱼的东西，催促他们说：

   “三儿呀，快去吧，这会儿雨小了。”

    小三儿不耐烦地说：“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今儿有事儿，不去了！”

    他姐姐又对小四儿说：“四儿啊，你一个人去吧，你没事。”

   小四儿“哎呀~~~，我也不想去”

    他姐姐继续鼓励小四儿，“快去吧，妈都说了，明天咱家吃羊肉饺子，多香啊，快去吧，听话。。。。。“

   小四儿不情愿的拿着东西走了，那一夜，记得雨下的挺大。。。。。。

   后来，苏家搬走了，很少有消息了。再后来听说苏家老三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被劳教，之后很多年没有音信。直到10年前，我向二舅问起苏家的舅舅们，二舅告诉我：“他们80年开始练地摊，早发了，不久前刚换了辆别克。。。。。。”